文|王方晨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金乡县城南八里，有个叫王庄的小村落，几乎在我所有涉及乡村的作品中，都能轻易找到她的影子。

五十七年前，我出生在那里。

现在想起她，依然是小时候见过的模样。

村北一条斜斜的有着高高沙堤的河沟，如今已湮灭地下，只余一弯坑塘在村东头。

这弯深深的坑塘出现在我的小说《乡村案件》中，却是一个杀人现场。

村东也有一条河，叫莱河，在我的作品中依然使用这个名字。

当然，它被我写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。

在我的小说《牛为什么会哭》中，它穿越平原峡谷，通向了大海。

村庄和莱河之间，还有一道干涸的河沟不能忽视。

对于童年的我，那里毒虫出没，充满了恐惧的想象。

出村东南行二三里路，又是一条四季没水的河道。

它那毫无道理的宽阔，会让独自或与两三个小伙伴走到那里的我感到莫名畏惧和无比渺小，并因此止步不前，以致我至今对南岸的王门楼村一无所知。

村西有邻村霍堌的果园和我们生产队的田地。

那美丽的果园，牵动着村里每个孩子的向往。

每到夏天，做梦都想吃上果园出产的“五月白”大桃子，结伴偷桃难免发生。

但我们的田地里却有一处坟场。

村南村东，也都有坟场。

黑夜降临，躺在床上，一闭眼总会想到一座座荒草摇曳的坟墓，害怕极了，使睡觉成了一桩苦差使。

为了逃离坟场的纠缠，我就总让自己想象村北的事情：

一条大道通往“遥远”的金乡县城。

那真是一条通往快乐和光明的大道！

我会想象自己沿着大道往前飞奔，终点既是如人间仙境的县城，也是总在发出慈爱召唤的姥姥家——

从县城西关向西，过大沙河不远就到了鱼山乡的李双楼村。

可以说，它们是我童年时期最爱去的两个地方。

有心人会从我的作品中发现，小说的主人公，总是出村向北走，向着塔镇寻求幸福、公道和新的生活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若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往东，往南，往西走很远，对我来说竟然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。

乡村生活的劳累困苦，尚未使我产生完全脱离农村的念头，不过是去城里看上一眼，心里就已非常满足。

去趟城，就像去趟天堂，回来后总会回味多日。

那年，西关建成了一座可能是当年县城最高的四层楼宾馆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专门去看。

蒙蒙白雾里，现出宾馆大楼的影子，我确实感到那是天上的情景。

城里的集会，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

一次，在一个展览会现场，我被人摄入镜头，照片放大后张贴在县剧院外面的宣传橱窗里。

那可能是我至今所见过的自己的最大的一张照片。

我站在一位怀抱奖状的女劳模一旁，一手托腮，沉思着凝望镜头，根本想不到那会跟自己有关。

对于农村孩子，城里的一切既新奇又陌生，也是跟自己无关的。

自己怎么来的，又怎么回去。

但是，有一件事，使它跟我生命中的一种东西有了关联。

姥姥家出产甘蔗。

冬天，我陪小姨拉了一车甘蔗到县城西关去卖。

一根甘蔗五分钱。

来了西关街上的少年，想拿二分钱当五分钱蒙混过去，被我一眼识破。

不料这少年恼羞成怒，一声招呼就引来一大帮街猾子，把我和小姨团团围住，诬赖我们用甘蔗划了他的脸。

幸好还有卖甘蔗的老乡帮我和小姨解了围，催促我们快走。

我和小姨拉起车子，飞快地逃离了县城。

一种仇视“城里人”的感情，悄悄在我心中萌芽。

他们蛮不讲理，游手好闲，不劳而获。

探讨城乡关系的作品，曾经是我某个阶段的创作内容。

当然，那已经脱离了所谓的“仇视”。

我给城市的定位，不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，而是一种现代的文明的生活。

在本村读完小学，又去外村上初中。

一位数学老师鼓励学生，“好好学习，将来争取拿到粮本。”

“吃皇粮”，是摆在所有农村学生面前的诱惑。

1983年夏天，我心神不宁地在芋头地里翻秧，母校的侯老师突然送来了天大的喜讯：

我被曲阜师范学校录取！

我立时就明白了，自己已成为“吃皇粮”的一员。

两个月后，乘坐发往曲阜的长途客车，我把金乡县城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

车子跨过古老的大运河，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许还会有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包含。

实际上，到了曲师，我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习。

学校有一座历史久远的图书馆，拥有大量藏书。

它对我的意义不光是给我提供了阅读的机会，更重要的是一种高品质的阅读。

莎士比亚、歌德、雨果、拉伯雷、托马斯·曼、狄更斯、哈代、拜伦、雪莱、弥尔顿、艾米莉等人的作品，让我的少年世界有了不寻常的深度。

在曲阜师范学校的三年里，最重要的文学训练就是写日记，而我的日记很快就转化为比较具体的文学形式：

诗歌、散文。

我认为自己在写作上的飞跃，是在阅读中遇到了美国小个子福克纳。

不是他的整部作品，而是其中的一部分：《喧哗与骚动》中的第二章，它藏在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的第二册里。

福克纳让我的表达舒展。

同样在这本作品集中的《局外人》，则让我意识到文风的节制。

但是即使我涂鸦出了被同学和老师称赏的诗歌作品，也并不意味着我要成为一名作家。

那时候，我连当“城里人”的念头都没有。

我想到的还只是做一个合格的“吃皇粮”的小学老师。

1986年7月，我师范毕业，被分配到金乡县实验小学任教。

据说当时全县应届师范毕业生分配计划中只我一人留城。

接到分配通知后，我恍然想到自己已然成为一名“城里人”。

可是，现实生活远不能满足心灵需求。

新华书店里已找不到一本我要读的书。

这种情况甚至不如几年前我刚考入曲师时的文化氛围。

那时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此生第一本大师级的文学读本：法朗士的《企鹅岛》。

这本书经我反复细读，一直伴随在我身边，至今仍为我所珍藏。

在我心目中，《企鹅岛》才是小说的模样。

三年后毕业回到金乡，我在新华书店找不到一本自己想读的纯文学书籍。

一堂语文课上，我随口向学生讲了一篇童话《树的哲学》，十多年后发表在《儿童文学》。

一棵小树为了能够走动一下，甘愿一死。

而我的内心也无时不在渴望能够“走动一下”。

1987年麦季，我写下小说处女作《林祭》，描写一对男女长途私奔到了东北的大兴安岭，发表在《当代小说》杂志1988年第1期。

这篇小说的发表和高昂的稿费，轰动了当时的金乡县城。

对我的人生来说，它的意义非同小可。

它使我有机会通过干部进修考试，考中了青岛大学作家班。

秋天，我离开小学校，重又踏上远去的长途客车，又乘火车来到青岛。

然而，一个月后，因学费问题，我选择了退学。

过了元旦，又转入济南师专。

当时山东省共办了三个作家班，济南师专作家班则是其一。

春天来了，《林祭》荣获山东省第三届青年文学奖。

我住进济南南郊宾馆，参加了隆重的颁奖大会。

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，万分紧张，搞了半个晚上。

一年后，尚未毕业，我就在省作协领导举荐下，从金乡县调至东营市文化局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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